“忠”，是儒家乃至中华民族文化中伦理道德的首要内容， “忠”作为人的道德标准，它带有普遍性，适应于一切人。孔子把“忠”作为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品德，并以“忠信”教育弟子，提出“主忠信”的思想。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孟子为，君臣之间，臣对君的忠实程度，是以君对臣的信任和知遇如何为转移的。当别人无礼地对待自己时，自己要反省自己是否有不忠于人的行为。荀子往往将“忠信”并提，而讲信处要远多于忠。荀子从他的主张出发，将“忠信”作为称霸天下的前提条件和统治者巩固统治的手段。孔子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“君能尽礼，臣得竭忠，必在于内外无私，上下相信。” 忠，就是为人谋事要忠于人，忠于朋友。这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，也是中华民族人格的主要内容，不仅在过去的历史中起着进步作用，在今天仍然是我们民族发杨光大的传统美德。

“孝”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，已成为社会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。据文献记载，自殷商时代起，统治者已经讲孝并大力提倡孝行，孝道也大大地犮展，成为维系家族、巩固统治的重要措施。 孔子认为孝有三层含义：父母活着的时候，要依礼的准则来孝敬他们；父母死后要按照礼的准则行安葬；还要按照礼的准则进行祭祀。孟子尤其重视"孝悌”，他认为尧舜之道的基本精神就是孝悌。荀子、曾子、司马光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及很多儒学之士，把“孝”视为最高道德，认为是诸德的根本。 不管是百善孝为先，还是百行孝为先，孝道都是伦理道德的根本。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孝始终是应该大力提倡的道德精神。

待人做事以“诚”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美德，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孟子说：“故诚者，天之道也。思诚者，人之道也。”历代圣贤都把“诚”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境界，是人类道德建设的根本，是人类一种非常宝贵的素质。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，有许多关于“诚”论述，也流传着许多“诚”的故事。这些宝贵的论述和故事，在今天也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。诚实是一切道德赖以维系的前提。不以“诚”待人，什么事也不会有成功。古人云：“索物于暗室者，英良于火；索道于当世者，莫良于诚。”也就是说，借助于火光在黑暗的屋子里取物是最好的办法；而只有诚实，才能取信于天下。在高度文明时代的我们，更应该把诚实作为人生中的坐标，做老实人，说老实话，办老实事。在浮躁的社会里，洗尽浮华，洗尽虚伪，露出真诚。八荣八耻言“以诚实守信为荣”，为净化社会风气，构建和谐社会，人人应尽自己的责任，人人需从我做起！

“信”，就是信守诺言，忠实于自己所承担的义务。孔子认为，“信”是人不可缺少的道德修养，如果人不讲“信”，不具备“信”的品质，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。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他把“信”分为：一是信任，二是信用，“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”。孟子则认为：“信”是交朋最好的方法。“信”是上天赋予人的品德，是人们道德修养要达到的目标。孟子从道德角度出发，将人分为六等，认为“信”是从下往上的第二等，自己内心充满善的人就是“信人”。 人身在世上，言而有信，说话要真实，不要说假话，说大话，不要吹大牛；与人相交要开心见诚，守信用；要敬事而信，要据德敬业。诚信是人本质的内在要求，是人的良心之所在。言而有信，就能事业有成，因为有诚信就会有朋友的支持和帮助，人无信不立；能得到别人的信任，就能被任用，就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。所以说，没有诚信是不能立身处世的，不论是古代社会，还是现代社会都是如此。

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多处讲到“礼”。孔子讲礼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：第一，是指西周到春秋时的社会制度。第二，是指各种礼节仪式。第三，表示谦让、礼貌、耿直、恭敬、勇敢的个人品质。第四，是人们行为的准则。 孟子认为，“礼”主要是“辞让之心”和“恭敬之心”。“以礼存，有礼者敬人，其身正而天下归之。”孟子也十分强调“礼”的作用。“无礼义，则上下乱。”荀子的学说中，“礼”占有核心地位，是道德生活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，是衡量事物的标准。“人无礼则不生，事无礼则不成，国家无礼则不宁。”“礼”使人们相互和睦，指导、约束人们修身和治国。 “礼”，作为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道德规范，从诞生之日起，就以它所特定的价值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。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：符合社会需要，从道德上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。诚然，不同的历史时期，“礼”都受它的时代性限制，但无论何时，“礼”都是维系人类生存的重要纽带。尤其今天，要构建和谐社会，要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，更缺少不了“礼”的作用。

“义”，作为道德规范，是儒学中的重要命题。孔子认为，个人的得失利害，就受义的制约，所谓“见得思义”，即遇到有所得之时，要想一想是否合乎义，不要见利忘义。孔子说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 孟子将“义”分为两种：一是道德原则、标准；二是君臣之间或不同等的人们之间的一种道德责任。尊敬长者是“义”的表现，不该得到的而得到了是不义的行为。荀子则提倡“隆礼贵义”的道德作用。他认为一个国家是否以“礼”“义”治国，决定着国家的兴衰。荀子认为，人有私利，这是人固有的属性，但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个社会的道德准则。 “义”，作为儒家道德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，经过几千年的演变，其思想内涵由最初的仪表演绎成重要的道德规范，由重义贬利到义利并重，对规范人的行为，加强人的修养，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在沧桑巨变的今天，我们在义利关系上，既要大力倡导通过合法劳动致富，同时，更要提倡人的行为应坚持正义，合乎公益，人与人之间要重视情义。“义”，仍然是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人格的重要标准之一。

仁，作为儒家乃至中华民族文化中伦理道德的首要内容，历经几千年来的发展，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中，对人格的养育，心志的养成，待人待己、兴邦治世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规范、约束和导引作用。在《论语》中多处讲到仁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含义：首先，“仁”是一种品德或道常识；其次，这种道德意识的主要内容是爱人，忠恕之道和克己复礼；第三，“仁”是社会道德的总和及人的最高道德境界。孟子进而提出仁义道德和仁政的政治主张。韩愈、朱熹、柳宗元、王安石、程颢、程颐等历代大贤认为，“仁”是修身立家治国的根本，五常之中，“仁”为最贵，无所不统。爱仁者，人爱之。在今天，大力提倡“仁者爱人”、“仁政爱民”，既是人的善良本性使然，更是时代的强烈呼唤。对提升中华民族全民素质，尤其是对培育和养成青少年健康的人格、高雅的志趣、博大的胸怀，将会起到不可或缺的功效。

“和”（中庸），儒家重要的哲学思想。《说文》中有“中，正也”；“庸，用也”。“中庸即‘中和’也”。就是用正确的原则处理事物发展中的关系。 孔子认为中庸便是“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，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”，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矣乎”。孟子认为，中庸是维系人们正常社会秩序的原则。人若能做到中庸，就符合事物发展的道理。但中庸离不开权衡，如不知事物的发展变化，那么就同“执一”一样了。这样就损害了圣人之道，就会抓其一点而不及其余。荀子认为，中庸即“中和”，指处事宽严适当。 “和”（中庸）的思想，它告诉我们，在处理事情时，首先要适度，恰到好处，不能片面，走极端；否则，真理跨出一步就会变成谬误。其次，作为一个道德原则，中庸之德，任何道德，都要克服两种倾向，即“过”和“不及”，如果违背这个原则，善行也会成为恶行。

廉耻思想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，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早在先秦的政治家们便提出了“廉”思想的主张。“廉，清也，自检敛也。”墨子说：“贫者见廉，富者见义。”庄子说：“人犯其难，我享其得，非廉也。”盂子主张：“廉”从提倡为人俭朴中体现出来，人要有羞耻之心如果没有羞耻之心，是最大的无耻。荀子认为，有无廉耻是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，而人无廉耻是人唯利是图的结果。朱熹认为，人有廉耻，才能做到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 历史上有众多的官员因其“廉”而青史留名，如毛玠，毛玠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清官，因为他公正无私，廉洁清白，被当地人誉为“清公”。毛玠的才干和清廉，赢得了曹操的信赖和器重。但他老年因廉洁而被诬陷罢职，为廉洁刚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毛玠宁可罢官为民也不放弃原则，这才是真正的廉洁、廉正。

“恕”，儒学中的重要伦理范畴，是指以仁爱之心待人，核心和出发点，也就是“推己及人”为恕，用自己的好恶去推想别人的好恶。孔子将“恕”视为道德的重要原则。他认为，人与人之间，对自己之欲求不能不有所节制，对他人之欲求不能不有所照顾，否则社会就会混乱，人与人就会生冲突。所以，他用一句话来概括人生的行为准则，曰：“其恕乎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孟子很少讲到“恕”，但孟子继承了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。他主张，人不懈地执行忠恕之道，就能很快地达到仁的境界。荀子则认为，“恕”是人们端正品行的重要原则，“恕”是人道之极、至仁之方和人的常行之术，并赋予其本体意义。 恕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不仅能陶冶一个人的品格，还能调整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。一个人遵从恕道，就能为人宽厚，为政清廉。当一个人能设身处地为他人、为社会着想，人间就会充满爱意、礼让和公正。所以，即使是在充满竞争气息的今天，恕道仍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格守的美德。

“智”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，是儒家崇尚的一种道德品质和思维境界。“智”在儒家学说中是指聪明、睿智。 孔子认为，“智”是聪慧豁达的品德，是儒者修道处世的本领。他认为，智者能通宇宙万物和人伦之理，凡事能秉理而行，故“智者无惑”。孔子把智、仁、勇看是儒家理想人格必备的三种品质。“君子道者三，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” 《中庸》继承了孔子把智、仁、勇看做修身治世之本的思想，并加以发挥，把它阐述为修身养性的“三达德”。子思认为，知道了智、仁、勇这三点，就懂得了治人与治事的道理。子思说：“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；知所以治人，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”中国古代的“智”，其实质是一种辨别是非的能力。古人主张“知礼”、“聪睿”等，实际上都很难离开道德范畴。人有智慧而不失其德，如何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以正途，这才是古人和今人都极力倡导的。

人 “行”，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思想。“行”，本义为道路，引申为行动、行为、践履之义。在中国古代，知行问题涉及认识论，也涉及伦理道德等其他哲学范畴。 儒学创始人孔子非常重视“行在认识社会以及道德修养中的作用。他认为：人的道德修养是一个学习和锻炼的过程，从学习道德知识到确立信念，再到认识和把握规律进行实践、实现目的的过程。而这正是“行”的过程。孔子的知行思想认为，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否高尚，不能只凭其言论，还要看他的实际行动。孟子认为，“知”和“行”对人认识主观世界、客观世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，人要努力地探求，不探求就得不到。 荀子说“知之不若行之，学至于行而止矣”，他不仅提出要重视学习，而且非常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。朱熹主张知行并重，不可缺一。历代的哲学家在探索人的认识与实践关系的过程中，提出了多种看法，如知难行易、知先行后、知行兼举、知行相分、知行合一等等。这些思想对人们认识世界，改造世界、很有积极意义。